秒速牛牛图片

摄影从革命戏到广场舞日本摄影师镜头下的中国

  斋藤康一生于1935年,中日两起重大事件在此前后爆发:1931年,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。1937年,“七七”事变爆发。他的童年时代,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时期。尽管如此,他的祖父仍然语重心长地告诉他:“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邻邦,中国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,不管是谁,都应该与之好好相处。”

  因为这一点,1965年,当他和一批日本艺术家出发参观中国之前,他一下子就想起了祖父的线天、跨越小半个中国的旅程中,斋藤康一近乎贪婪地拍摄,用掉了八十多个胶卷

  在杭州参观一个纺织工厂时,他还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:师傅们正在装饰品上绘制的画像——在工厂里,并没有看到周恩来或的画像,只有和两人的画像。一年之后,“文革”爆发。“我才确定,那其实就是一个预兆。”斋藤康一说。他再次造访中国,已是“文革”刚结束的1976年

  如果从斋藤康一首次造访中国的1965年算起,在四十多年里,他八十余次来到中国,最频繁的时候每年来四五趟。在此期间,他走过了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浙江、山西、福建、四川、云南、西藏、新疆、内蒙古、黑龙江在内的至少三十多个城市和地区,记录中国社会的演变轨迹

  他拍下的老照片,堪称一份完整而丰富的中国民间影像历史档案。很难想象,一个外国摄影师,是以怎样的热情,为我们保存下了这些珍贵记录

  拍摄中国之外,在日本国内,斋藤康一是著名摄影师,尤其擅长肖像摄影。他拍过作家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、井上靖、远藤周作、司马辽太郎,导演黑泽明、▓北野武,画家东山魁夷,漫画家藤子不二雄,棒球明星王贞治,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,建筑师安藤忠雄……在日本摄影界,一度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“拍人物肖像,交给斋藤康一就好了。”

  但在被问及怎样看待“一张好的肖像照片”时,斋藤康一却只是淡淡地表示:“还是自然最重要……只有让被摄者处于一个很舒服的状态,我才会选择按下快门。”正是如此朴实的摄影观,造就了他平和、侘寂的作品风格。而这样的风格,也体现在他的中国作品中

  2018年11月4日,“40年回眸——斋藤康一中国摄影作品展”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幕。在摄影展现场,谷雨作者与83岁的斋藤康一进行了对话

  斋藤康一: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,我第一次考大学没有考上,为了保险起见,重考时选择了更容易的摄影专业。当时我只是觉得拍照挺好玩的,想着以后可以当个报社记者,对摄影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有些模糊的

  在大学时期,经过他人介绍,我担任了摄影师林忠彦和秋山庄太郎的助理。我关于摄影的理解和技术基础,就是在那段时间打下的。但也是因为做助理的关系,我基本上没有在学校好好上课,所以花了六年时间才毕业

  在大学第五年时,我一边做助理,一边开始接活儿。20世纪60年代,日本的媒体开始活跃,许多新的报纸、杂志陆续创立,所以在那个阶段,我手头并不缺少工作机会

  斋藤康一:刚开始做自由摄影师时,我来者不拒,什么任务都接:社会新闻、明星写真、商业人像……为杂志拍照片时,大多数时候都是去采访社会知名人士,用照片记录他们的生活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,我发现自己好像比较适合拍摄肖像照片,就自然而然走上了这条路

  谷雨:从1960年开始,在近30年时间里,你持续拍摄日本各界知名人士的肖像,并最终集结成《昭和的肖像》。你怎么看待那段时间的作品

  斋藤康一:自己的工作,有时自己很难评判。或许我拍摄的人物肖像,比较容易引起观看者的共鸣,▓所以才有杂志不断地找我去拍

  有一段时间,日本摄影界有一种说法:“人物肖像是斋藤康一的领域,交给他就好。”能得到这样的认可,我感到非常荣幸

  斋藤康一:在拍摄前,我会查阅很多资料,试图了解对方。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方便,没有网络,假如要采访一个作家,我甚至会去读很多本他写的书

  在正式见面后,我会尽量保持第三者的距离和角度,将被摄者真实而自然地记录下来,呈现给观看者。不过,整个过程还是要有一个先决条件,那就是永远抱持着一种善意

  斋藤康一:要视不同的被摄者来决定。如果对方比较容易相处,有可能一见面就直接开始拍摄了

  另一方面,也要看对方的工作情况。因为很多时候,我都是在对方的工作环境里拍摄。在《昭和的肖像》里,有一幅北野武的照片。那是1988年,在日本东京的日比谷公园有一场演唱会,在等待的过程中,北野武说:“今天有点累了,我们躺下来聊吧。”于是我就拍下了他躺在长椅上的照片

  通常来说,我不会主动要求被摄者去做什么事,只是一直跟着他,在旁边默默拍摄。所以我拍摄的人物照片,看起来都很自然

  斋藤康一:喜多六平太几乎是我最早期拍摄的名人。他是日本传统艺术“能乐”的演员,是一位老师级别的高手,在日本很有名。我特别喜欢“能乐”,所以就想要拍摄他的肖像。但喜多六平太是出了名的不愿被拍照,我通过在日本文部省工作的叔叔联系到他,讲明自己只是一个学习摄影的大学生,最终才得到许可

  见到他以后,我开门见山地说:“听说老师您不喜欢被拍照。”他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。他说:“不是我不喜欢。作为一个演员,拍摄舞台上的我没有问题,但对于私下拍摄的照片,我特别谨慎。因为我有许多的徒弟,如果被拍到形象不好的照片,他们中的有些人就会觉得很不光彩。所以,作为摄影师,你要想到每一个被拍摄者的身后都有一些人,他们也是非常在乎这张照片的。请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。”

  这次的经历,传递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——在拍照时,▓一定要站在被摄者的角度来考虑。尤其是对于名人。我想,这也是一个摄影师对被摄者最起码的尊重

  斋藤康一:有人会说,肖像照片应该忠实反映被摄者的个性,但对方的个性,你能真的了解吗?所以,我觉得还是自然最重要。假如被摄者很开心,那就拍下开心的样子;假如他很疲倦,那就拍下疲倦的样子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最有名的照片都是叼着雪茄的,但他一定不是每时每刻都这样,也许有时候是在喝着红茶。对我来说,只有让被摄者处于一个很舒服的状态时,我才会选择按下快门

  当然,这其中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。有时,我会事先做一些设计和布局,比如着重挑选一些对被摄者来说比较重要的地点;有时,拍摄地点不太理想,我就会尽量用大光圈拍摄,让背景模糊一点。但归根结底,让看照片的人觉得自然、好看、精彩,这才是重点

  在《昭和的肖像》中,有一张版画家栋方志功的照片,画面只是一个老先生笑眯眯地坐在摩托车后座上,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,但是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觉得蛮舒服、蛮开心的,我觉得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很好了

  谷雨:接下来的问题关于你的另一个重要作品,就是有关中国的照片。在还没来中国之前,▓你对中国的印象是怎样的

  斋藤康一:我是1935年出生的,那几年中国和日本正好在打仗。小时候,祖父曾经语重心长地跟我说,虽然中日两国在打仗,但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邻邦,中国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,不管是谁,都应该与之好好相处。当1965年确定要来中国的时候,我一下子就想起祖父讲的这些话,也对中国充满好奇

  斋藤康一:1965年,我和一批日本艺术家组团,前往阿尔及利亚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,但是那里突发政变,行程被临时改为参访中国。当时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,但周恩来总理想要发展两国的民间关系,于是,我们正好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活动

  那时两国还没有通飞机,我们先到了香港,再经由深圳罗湖口岸进入中国。接下来,我们坐火车北上,沿途不断下车与当地青年交流,最终抵达北京

  在北京的活动结束后,其他团体先后返回了日本,但我所在的艺术团却留下来参加了国庆典礼,并继续访问其他城市

  这次旅程共计48天,走过了广州、武汉、杭州、上海、西安、延安等多个城市。因为行程不断延长,我从日本带来的五十多个胶卷根本不够用,后来我在北京想办法又买了一些,最终一共拍了八十多个胶卷

  谷雨: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,走过这么多地方、拍了这么多照片后,你最大感受是什么

  斋藤康一:那时的中国,在物质条件方面确实有些落后,人们的生活看起来有些辛苦。但与此同时,当时中国的年轻人又特别有精神、有朝气,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

  人总是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的。所以那时的我也很好奇,未来的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样?这让我对10年后、20年后、30年后的中国样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,开始想要持续进行记录

  谷雨:那一年,你跟团参加了一系列活动。从照片中能看出来,有一些行程是官方安排好的,但也有很多照片是在街头巷尾拍摄的。在可以自由拍摄的时候,你主要会去哪些地方、拍些什么呢

  其实就是靠着第六感,▓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向或目标。▓1965年在北京时,我曾经拍到过北京城墙的照片。但是那时候我手上并没有北京地图,甚至连自己在城市的哪个位置都搞不清楚,只是觉得往那边走,人好像比较多,可能会有好玩的事

  我不会在旁边偷偷拍照,因为这很容易与被摄者形成交流障碍。有时看到一个卖东西的小摊位很有意思,我会预先打招呼或者向老板买东西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几乎没有被拒绝过。我想,只要抱着一颗尊重他人的心,对方也一定能感受到

  谷雨:这一年正好是“文革”爆发的前一年,在拍摄时,你是否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过疑问?这种疑问又是否反映在照片中了

  斋藤康一:当时确实有几件事让我印象比较深。第一,▓在中国的四十多天里,我几乎每天都在听收音机,不管是在广播还是在现场活动中,▓大家开口闭口都会说:“伟大的毛主席教导我们……”我当然知道在中国的权威很高,大家非常崇拜他。可即使这样,听到的次数也有点太多了

  第二,在杭州参观一个纺织工厂时,我发现师傅们正在装饰品上绘制的画像。几天前,我才在北京参加过国庆典礼,在当时的城楼上,站在的几步以外,中间隔了八九个人。但是在工厂里,并没有看到周恩来或的画像,只有毛和林两人

  我感到很奇怪,就问工厂负责人,对方只回说:“这是上头的指示,具体情况不清楚。”直到“文革”爆发后,我才确定,那其实就是一个预兆

  1965年来中国,虽然是跟团参加活动,但还是有些像旅行的感觉;而1976年,则算是一次公差。当时上海京剧团要赴日本访问演出,为了报道这次活动,我事前获准来到上海采访,拍摄了很多有关上海京剧团的照片。那时“文革”刚结束,虽然街上偶尔还会有游行,但能看出来社会正在逐渐恢复正常

  谷雨:在此后的四十年间,你又来到中国八十多次,拍摄的时间跨度如此之大,你最初是否有一个长远的拍摄计划

  斋藤康一:确实有一个大的方向:我想记录下20世纪结束之前,中国社会的演变轨迹。四十多年来,我一直在关注这个议题

 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,当时间进入21世纪后,我对拍摄中国的兴趣也在渐渐减弱。1999年,中国文化部邀请世界各国的9位摄影师来中国拍摄,我是其中一位,当时拍摄了哈尔滨和拉萨。▓不久后,我又接到上海的邀请。就这样,在我原本打算不再拍摄中国的时候,又陆陆续续得到了机会,最后也就这样一直坚持下来了

  几十年来,我的工作非常忙,尤其是七八十年代,有段时间甚至同时在做七个摄影连载。所以能找个时间到中国拍照片,对我来说也是最大的休息。虽然来过中国八十多次,但我并不会说中文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障碍,但现在回头来看,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优势。因为这反而让我更容易融入周遭环境,专心致志地拍照片

  谷雨:这么多次来中国,你不只去了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,就连云南、新疆、西藏这样比较偏远的地方也走到了,你对哪个地方的印象最深

  斋藤康一:我觉得自己还是更喜欢拍城市,北京、上海、苏州,我都很喜欢。对于城市来说,总是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记录。但我并不是以当地人的眼光观看的,而是以一个旅行者的身份记录中国社会的变化

  不过,不管哪个地方,这40年来的变化都是巨大的,这一点让我感受特别深。我第一次去昆明的时候,那里就是一个乡下的小镇,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城市。这种变化在中国各地都可以看得到,偏远地区也一样。所以我在新疆的喀什、和田等少数民族地区,也都拍到了很好的照片

  △藏族牧民妇女和儿童,他们习惯包头巾防御风沙。青海,1998-2001

  斋藤康一:最多的还是北京、上海,但去苏州的次数也不少。大约在30年前,我想要拍摄上海。但去过几次后发现,那个时期的上海还没真正开始发生变化。所以我临时改变计划,去了苏州

  与上海相比,苏州给人的感觉更悠闲,▓而且它的城市规模刚刚好,很适合拍照。我于是开始定点拍摄苏州,并于1985年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关于苏州的摄影集

  斋藤康一:这些照片都是经过我的相机拍下来的。▓我之所以按下快门,就是因为这些画面非常吸引我。而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,也是一样的,照片里展现的事物对他们来说同样非常新鲜,尤其在那个中日关系不像现在这样密切的年代。▓通过这些照片,许多日本人了解了当时的中国民众过着怎样的生活,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,所以当时的反响很好

  谷雨:即使已经到了83岁的高龄,你出门仍然背着相机,你觉得自己对摄影的热情来自哪里

  斋藤康一:喜欢摄影——听起来像是一个理由,可归根结底,还是因为这是我的工作,我永远都要认真面对

  斋藤康一,1935年生于日本东京,毕业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摄影专业;大学毕业后成为自由摄影师,主要为报刊媒体拍摄名人肖像;1965年首次来到中国,此后四十多年间,八十余次访问中国;1988年获日本摄影协会年度奖;出版摄影集《迈向和平》《苏州》《1965年中国》《上海1992-1993》《前辈、晚辈、▓同伴们》《昭和的肖像》《40年后再回首:斋藤康一中国摄影作品精选》等,并多次举办展览